港滬離岸金融發展須互學互鑑,避税港型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

作者：方舟，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对香港金融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担心別人发展，而是自己不能停滞，与上海和全球金融先进方互学互鉴，做深做强。

在2026陸家嘴論壇上，《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發展離岸金融行動方案》（以下簡稱《方案》）正式發布。

這份由央行、國家發改委、金融監管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外管局和上海市政府聯合印發的《方案》，引起海內外市場廣泛關注，香港坊間也對上海要大力發展離岸金融有不少議論，擔憂其衝擊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上海陸家嘴論壇本身具有特殊政策含義；創設於2008年，當時正值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中國對世界經濟影響力上升、國際金融格局深度調整之際。首屆陸家嘴論壇經國務院批准，由原來的「一行三會」（即央行、原銀監會、中證監會、原保監會）和上海市政府共同主辦。當年議題已涉及中國金融市場開放、人民幣滙率改革、資本項目可兌換、金融風險傳導、上海如何加快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等重大問題。「一行三會」的主要領導乃至主管金融的副總理，均曾出席乃至在論壇上發言。

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因此，陸家嘴論壇從來不只是上海地方性金融會議，而是中國金融政策對外釋放訊號的重要平台。後來，國家金融監管體系經歷機構改革，原銀監會和原保監會合併組建為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一行三會」格局演變為今天的「一行一局一會」。這些金融監管部門的主要負責人依然會在陸家嘴論壇上就重要金融議題發聲。

每年市場都會密切留意央行、金融監管部門和上海方面在論壇上的表述，因為這往往預視未來一段時間金融開放、監管和改革的重要風向。

雖然北京金融街論壇近年層級亦持續提升，並逐步成為另一重要金融政策交流平台，惟因上海在國家經濟版圖中一直被明確定位為國際金融中心，陸家嘴論壇在金融開放議題上仍具標誌意義。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上海要建設國際金融中心並不是新事物。早在多年以前，上海就提出到2020年，要基本建成與中國經濟實力和人民幣國際地位相適應的國際金融中心，只是後來受到國際宏觀環境變化，特別是中美競爭加劇、地緣政治風險上升和跨境資本流動不確定性增加等因素影響，國家在金融開放上更加強調發展與安全並重，推進節奏也比早年的設想更穩慎。

穩慎卻不等於停步。中國要建設金融強國，其中的重要內容是要有「強大的貨幣」，也就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升人民幣在國際結算、投融資、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中的功能。人民幣國際化不能只停留在貿易結算層面，也需要有更豐富的金融產品、更有深度的市場、更有效的風險對沖工具，以及更安全可控的開放平台。聚焦上海離岸金融的《方案》，正是在這背景下推出。

構建境內離岸市場

《方案》最值得注意的，在於它不是零星政策的簡單延續。過去上海已有自由貿易（FT）賬戶、跨境金融便利化、臨港離岸貿易金融等不同探索；《方案》第一次系統地、有頂層設計地提出，在上海這個國家在岸金融中心內，構建一個與在岸市場既有聯繫、又有防火牆的離岸金融體系。

《方案》的制度設計，核心是通過「物理集聚」、「主體限定」、「賬戶隔離」等方式，探索離岸金融適度集聚和有效隔離。換句話說，上海不是要一下子變成完全自由開放的離岸市場，而是在內地金融監管體系內，建設有邊界、有規則、有防火牆的「境內離岸」市場。這一點，對理解它與香港的關係非常重要。

具體內容上，《方案》首批試點包括離岸貿易金融服務、自貿離岸債、離岸再保險、財資中心資金營運、離岸人民幣外滙交易和非居民個人金融服務等幾類業務。

這些安排看似技術性很強，背後邏輯卻不複雜：一是服務中國企業「走出去」；二是便利跨國公司在中國配置全球資金；三是為「一帶一路」和海外優質企業提供投融資、結算、保險、資產管理等服務；四是為人民幣國際化創造更多產品和場景。例如，離岸貿易金融主要服務企業在全球貿易中的支付、結算便利化；自貿離岸債則是為「走出去」企業拓寬海外項目融資渠道；離岸再保險針對內地再保險公司對從境外獲得的分保收入，為其獲得更多境外投資收益、支付便利化創造條件。

這些都反映出上海發展離岸金融側重圍繞「走出去」企業全球化和跨境資金流動的具體需求展開。

兩地平台功能不同

香港坊間最關心的問題是：上海發展離岸金融，究竟會不會衝擊香港？

從時間表看，《方案》提出到2027年末，初步建立適應離岸金融業務的規則、風險管理和營商環境制度；到2030年末，逐步形成相對成熟的離岸金融制度和法治體系；到2035年末，成為離岸、在岸高水平統籌協調發展的戰略樞紐。

這個時間表本身已經說明，上海離岸金融建設是中長期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會在短期內替代香港。

更重要的是，香港是天然的離岸金融中心。香港資金自由流動，港元與美元掛鈎，採用普通法制度，擁有國際投資者網絡、外資金融機構集群、成熟資本市場和深厚專業服務基礎。這些「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不是一兩項政策可以迅速複製。

上海則不同，作為國家的在岸金融中心，今次是嘗試於在岸金融體系內建立隔離試點式的離岸金融空間，其產品範圍、服務對象、賬戶管理、資金流動和監管要求，都比香港這種天然離岸市場有更多邊界。正因如此，上海離岸金融短期內集中服務兩類需求：一類是有境內外業務的跨國公司，另一類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後的海外資金管理需求。

譬如，中國企業在海外經營取得收入，未必每筆資金都要馬上滙回境內在岸賬戶。如果上海建立離岸賬戶和相應規則，就可以令企業在符合監管要求下，將部分海外收益放在上海離岸賬戶中，用於海外再投資、跨境融資、支付結算或財資管理，不但有利企業全球化，而且有助於上海探索金融開放新模式。

不過，這與香港作為面向全球投資者的自由離岸金融平台，仍然是兩種不同功能。

離岸金融市場之所以形成，正是因為它比本土市場更靈活。當年倫敦發展離岸美元市場後，紐約也曾希望承接類似功能，惟在美元本土市場內發展「離岸美元」，自然會受到更多監管和制度限制，很難真正取代倫敦。這個經驗說明，貨幣發行國本土市場要發展離岸市場，本來就不容易，真正成熟的離岸市場，需要法律制度、資金流動、投資者結構和市場信任長期共同塑造。

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不會因為上海推出《方案》而消失。

如果把時間拉長，上海發展離岸金融對香港不是壓力，反而更可能是機遇，特別是在離岸人民幣市場方面，香港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全球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但也存在產品不夠豐富、市場深度不足、資金池使用場景有限等問題。過去十多年以來，香港離岸人民幣市場的規模有增有減，不過整體而言，人民幣產品創新和資金運用場景仍未完全打開。

雙城互鑑聯動發展

如果上海能在離岸人民幣外滙交易、自貿離岸債、跨國公司財資中心、大宗商品離岸貿易金融等方面逐步做出規模，就有可能與香港形成互相促進的關係。

上海可以成為在岸與離岸銜接的制度試驗場，香港則可以發揮國際流動性平台、全球投資者分銷平台和普通法風險管理平台的作用。上海創出更多人民幣離岸產品和企業需求，香港就可以在債券發行、基金產品、衍生工具、保險、資產管理和國際法律服務等方面承接和放大。

因此，香港不應把上海發展離岸金融簡單看成競爭，更不應因為近期香港IPO市場回暖、資本市場氣氛改善，就以為可以繼續「躺着賺錢」。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不能只靠上市集資一條腿走路。

真正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是香港要主動思考如何配合人民幣國際化和金融強國建設，如何將自身離岸金融平台功能做深做闊。

香港下一步既要大力豐富離岸人民幣產品，令國際投資者和內地「走出去」企業在香港真正用得上人民幣；同時也應主動與上海建立合作機制。例如在自貿離岸債、離岸人民幣外滙交易、跨境抵押品、數碼化貿易金融基礎設施等方面，探索兩地規則對接合作。

上海有在岸市場和政策試驗優勢，香港有國際市場和專業服務優勢，兩地若能各展所長，就不是互相分薄蛋糕，而是共同把蛋糕做大。

其實上海發布的《方案》本身也明確提出，上海要注重與香港離岸金融發展互學互鑑，實現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協同聯動發展，共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和利益。

這句話很關鍵，說明中央對上海和香港的定位，不是要製造零和競爭，而是希望兩個金融中心在不同制度優勢下，共同服務國家金融開放和金融安全。

對香港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擔心別人發展，而是自己不能停滯。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是靠上海不發展來維持，而是靠香港自身不斷升級來鞏固。

即使未來人民幣逐步提高可兌換程度，成熟離岸市場仍有存在價值，正如今天倫敦依然是重要離岸美元市場一樣。關鍵是香港能否在未來幾年，把離岸人民幣市場深度、產品廣度、風險管理能力和國際連接能力真正做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