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科技革命深刻重塑社会结构与个体经验的今天，推想文学正从传统的文类版图中异军突起，凭借其包容性的姿态、跨媒介的活力与面向未来的思辨精神，成为世界文学场域中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从科幻、奇幻到或然历史，从技术乌托邦到生态太阳朋克，推想文学以“假如……将会怎样”的开放性逻辑，构建了一个个偏离经验现实的“可能世界”，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审视历史、干预现实的认知棱镜，更在全球范围内激发了一场关乎文化认同、价值观念与共同命运的“想象力之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特邀七位深耕于此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推想文学作为一个文类、一种方法、一项全球文化实践的丰富内涵与未来可能，以期在思想碰撞中，为理解我们时代的技术、社会与未来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都岚岚教授将视野投向全球南方的拉美“太阳朋克”，认为其异世界想象并非简单的技术乐观主义，而是在融合本土传统与生态正义的同时，深刻揭示了技术赋能与殖民幽灵并存的“希望的悖论”。

　　希望的悖论：拉美太阳朋克的异世界想象

　　都岚岚｜南京大学全球人文研究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6年第6期

　　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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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岚岚

　　推想小说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术语，它涵盖所有描写有别于经验世界的“异世界”的小说，包括科幻、奇幻、惊悚、穿越、或然历史等任何具有超自然、幻想或未来元素的小说。作为21世纪推想小说的新兴亚文类，“太阳朋克”（solarpunk）既是文学亚类型，也是一种艺术风格和行动主义运动。它基于关怀伦理、社群合作和公平正义来构想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图景，以可再生技术和生态和谐的乐观愿景，反拨了西方主流的恶托邦和后末日的未来世界想象。意大利科幻作家、独立出版人弗朗西斯科·沃尔索（Francesco Verso）认为，“亲近自然、可持续性、循环经济、推动绿色社区的建设”是太阳朋克的四大元素，它是出现于推想小说、艺术、行动主义等方面的运动，旨在解答何为可持续文明以及如何实现可持续文明。

　　当前，太阳朋克小说的主要创作领域出现在欧美、亚洲和拉美地区，依据不同的政治文化语境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欧美太阳朋克以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贝基·钱伯斯（Becky Chambers）、安德鲁·达纳·哈德森（Andrew Dana Hudson）、金·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N. K.杰米辛（N. K. Jemisin）等作家为代表，主要以科幻小说创作为载体，强调高科技与高生活质量的结合、社会结构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以及一种明亮有序的生态美学。亚洲太阳朋克主要以未来城市规划和电影、动画创作为焦点，展现人们对绿色未来的想象。拉美则是太阳朋克这一亚文类的最初发源地，主要以短篇故事集的形式，将前哥伦布时代的宇宙观、神话传说和传统知识体系与先进的科技进行创造性的融合，同时深刻关注殖民遗留问题、社会不平等、原住民权利、边缘群体赋权等，想象去中心化的、更公平的社会组织形式。无论是欧美、亚洲，还是拉美的太阳朋克，其未来世界建构摒弃衰败与末日的叙事基调，试图为以往的“恶托邦未来想象寻求良方”，通过学会疗愈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追求科技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构想充满希望的前景。

　　总体上，太阳朋克研究还处于兴起阶段，目前大多限于网站上的介绍性文章以及文选、论文集。比如，2014年，美国学者亚当·弗林（Adam Flynn）的《太阳朋克：宣言笔记》（“Solarpunk: Notes toward a Manifesto”）是介绍太阳朋克的奠基性文章。2017年，菲比·瓦格纳（Phoebe Wagner）和勃朗蒂·克里斯托弗·威兰（Brontë Christopher Wieland）主编的《太阳拱顶：太阳朋克和生态推测性小说》（Sunvault: Stories of Solarpunk and Eco-Speculation，2017）是首部广泛收录太阳朋克短篇、艺术与诗歌的选集，创作者来自北美、欧洲以及南美、亚太、南非等地区，它是从整体上介绍太阳朋克的重要文选。2021年的论文集《多物种城市：太阳朋克城市未来》（Multispecies Cities: Solarpunk Urban Futures）则主要聚焦亚太地区，通过关注多物种共生的相互依存关系，构想人类、动植物与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城市未来。电子刊物《太阳朋克杂志》（Solarpunk Magazine）是太阳朋克在线数字平台，主要更新小说、诗歌、艺术绘画等内容。国内目前仅有一篇沃尔索撰写的关于太阳朋克的介绍性文章，还没有关于太阳朋克尤其是拉美太阳朋克的深入的学术性研究，因此亟待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弗朗西斯科·沃尔索主编的《太阳朋克》全球科幻选集

　　太阳朋克的核心特征在于反拨绝望悲观的异世界想象，呈现积极乐观、充满希望的未来世界图景。它并不设想如何在恶托邦或后末日世界中幸存下来，即以悲观叙事凸显警示作用，而是另辟蹊径，聚焦我们如何运用科技创造更具希望的未来，以此设想可持续发展、生态和谐与社会公平的可能性。然而，根植于拉丁美洲独特历史与现实的拉美太阳朋克，其内核发生深刻的嬗变，呈现出一个复杂的“希望的悖论”。美国推想小说家安德鲁·达纳·哈德森认为，太阳朋克具有“政治维度”，是一种饱含乐观主义但并不天真的推想文学，这一点在拉美太阳朋克小说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面向未来的拉美太阳朋克使未来叙事突破传统的单一模式，迈向更为丰富多元的方向，不仅彰显了全球南方地区在文化创作领域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也对长期以来的西方中心主义桎梏形成了有力冲击。有鉴于此，本文在对拉美太阳朋克进行综述的基础上，着重分析经典拉美太阳朋克小说集《太阳朋克：可持续世界中的生态奇幻故事》（Solarpunk: Ecological and Fantastical Stories in a Sustainable World）中的短篇故事《心中的太阳》（“The Sun in the Heart”），认为拉美太阳朋克并非简单地描绘一个技术乌托邦，而是通过独特的异世界建构，呈现出技术赋能与殖民幽灵的悖论，从而对“希望”进行一种辩证的、充满张力的探索。

　　拉美太阳朋克的未来世界建构

　　太阳朋克关注可再生能源带来的工艺、社群以及技术等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是一个充满希望的自由平等的世界。2012年，由巴西作家格尔森·洛迪－里贝罗（Gerson Lodi-Ribeiro）编辑的第一部葡萄牙语太阳朋克文学选集《太阳朋克：可持续世界中的生态奇幻故事》面世，标志着拉美太阳朋克的正式发声，该文集由法比奥·费尔南德斯（Fabio Fernandes）译成英文出版。拉美太阳朋克植根于拉美地区对现代化、自然资源和未来发展的独特思考，天然地融入了拉美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关切和乐观精神，形成鲜明且富有批判性的三大特征。

　　第一， 质疑西方主导的、以剥削和无限消费为基础的“发展”和“进步”模式，倡导科技与自然的有机融合。与西方线性演进的发展概念不同，安第斯山脉的原住民强调人和人、人和非人、人和地球的和谐共存。21世纪初，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等拉美国家左翼政党基于拉美原住民的世界观，倡导“美好生活”（Buen Vivir）的哲学理念，逐渐发展成一种社会运动。它强调对自然的保护和尊重，认为包括人、动植物、自然环境、非生物等各式存在构成的社群可以处在美好状态中。在“美好生活”思想观念的影响下，拉美太阳朋克积极探索拉美自己的现代化道路，思考技术如何适应当地需求，服务于社区，而不是作为侵略性的殖民扩张工具。技术不与自然对立，而是有机融入自然，比如生物发光、基因编辑等技术主要用于生态修复。覆盖着植物的太阳能建筑、垂直农场等模仿生态系统的城市设计等基础设施既体现了技术是与自然共生的工具，也反映出对“美好生活”哲学观的追求。在美学设计上，拉美太阳朋克融合了新艺术运动的流畅线条、热带现代主义建筑的明亮色彩和开放空间，以及玛雅或印加特色的本土手工艺图案和风格，这些特点使其与欧美太阳朋克有所不同，而更热烈、色彩斑斓和富有杂糅性。通过吸纳并尊重原住民社区的生态智慧与精神传统，拉美太阳朋克用可持续艺术重构城乡生活图景，实现了能源与技术的去殖民化转型。

　　第二，拉美太阳朋克具有强烈的生态与社会正义导向。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正不可分割，一个真正美好的未来必须是公平的。拉美地区的现代化历史，是一部伴随着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无尽的提取主义的被剥削史。从亚马逊的矿产开采到大规模单一经济作物的种植，全球资本主义的单一文化进步观在拉美地区留下了深刻的生态创伤。其环境恶化、生态危机与殖民主义、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结构性压迫相关，而且环境破坏的恶果与气候灾难的代价通常由底层的边缘群体承担。因此，拉美太阳朋克常常希冀更加平等、公正的社会结构，更关注社区合作而非个人主义的恶性竞争，它依托拉美地区独特的文化底蕴与生态语境，融合生态友好技术与原住民地方知识，对殖民主义、提取主义和单一文化进步观进行了有力回应。它拒绝将自然视为可无限榨取的资源库，致力于构建一个可持续的后资本主义未来。在其生态想象中，巨型跨国公司被解构，社会资源的分配不再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所绑架。由此，拉美太阳朋克提出了另一条根植于社区、强调分配公正，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的现代化道路。这表明拉美太阳朋克并非建立在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之上，而是扎根于对数百年来的殖民创伤的深刻自觉中，它建构的“异世界”绝非逃避现实的桃花源，而是解构和重组现有不公正世界的试验场。

　　2014年，视觉艺术家奥利维亚·路易丝（Olivia Louise）在Tumblr上发布了太阳朋克美学的概念艺术

　　第三，拉美太阳朋克一方面反拨当下令人窒息的衰败感，有意识地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人类世乃至资本世带来的危机，另一方面则以谨慎的乐观主义承认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代西方主流科幻往往沉溺于末日叙事与废土美学，但拉美太阳朋克拒绝这种“气候悲伤”的蔓延，它不再仅仅停留在展现世界如何走向终结，而是试图凭借不屈不挠的生存韧性，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它不回避问题，清醒地认识到拉美大陆所面临的错综复杂的挑战，比如政治不稳定、长期依附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根深蒂固的社会不公与边缘群体的结构性失语、殖民主义带来的西方价值观与本土信仰的冲突，以及触目惊心的生态破坏等。同时，拉美太阳朋克拒绝绝望和反乌托邦的宿命论，以一种坚韧的乐观描绘了一个科技最终服务于人类和地球福祉的光明未来。在传统反乌托邦叙事中，资本的强大力量与技术的压迫往往被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宿命，拉美太阳朋克则反其道而行之，它相信可以通过血与汗的斗争，用因地制宜的技术创新和深厚的文化传统、信仰重新修复被毁的家园。也就是说，它描绘的未来虽然充满希望，但这种希望是通过社区斗争、技术创新和文化韧性赢得的，而非空想式的。对于拉美太阳朋克而言，“希望”不是凭空等待，而是一种激进的政治实践过程。

　　举例来看，一直创作太阳朋克和气候变化小说的巴西科幻作家雷南·贝尔纳多（Renan Bernardo）的短篇故事集《不同类型的反抗》（Different Kinds of Defiance, 2024）不仅是可持续性未来的寓言，更呈现了韧性与希望并存的内涵。该故事集以精练的文字，描述了被生活风暴裹挟的人如何通过守望相助、社区协作、生态重建、争取正义来抗争晦暗的未来和冷漠的现实，为未来播撒希望的种子。贝尔纳多用这些故事表明：即便在人类亲手摧残的世界废墟之上，人们依然可以透射出人性最璀璨的光辉。收录在其中的短篇故事《收获之时》（“When It’s Time to Harvest”）围绕一对年迈的夫妇娜迪亚和朱维纳尔的退休之争展开：丈夫朱维纳尔认为，他们的绿色垂直农场有授粉机器人、收割机器人，其运作已高度自动化，因此提出应该把工作交给年轻的农业工程师茱莉亚，他们则前往设施完善的养老社区“永恒之岛”安享晚年；而妻子娜迪亚认为，他们共同创建并运营四十年的农场象征着他们的婚姻，而且农场能养活整个社区，离不开他们的管理与知识，因此她正在用传统的纸质笔记本撰写一本详细的农场运作指南，认为这个指南是确保他们离开后农场仍能繁荣的关键，这也成了她延迟退休的借口。娜迪亚为写书取材而拿走一个营养包，但因为未及时更新系统而使一台本不该出现的收割机器人绊倒了丈夫，年迈的朱维纳尔因而受伤。娜迪亚为自己的失误内疚不已，这一事故使她意识到：执着于维持农场的完美运转，可能会使他们失去共度晚年时光的机会。她最终履行了对丈夫的承诺，与丈夫离开了他们奉献一生的农场，前往“永恒之岛”安享晚年。故事结尾在去往“永恒之岛”的船上，两只授粉机器人为娜迪亚衔来一支笔，暗示着尽管他们离开了，但其创造力仍在延续。娜迪亚的书籍象征着知识从创始一代向管理者一代的传承，它确保了垂直农场的可持续性和社区的延续。不仅垂直农场即婚姻这一贯穿全文的核心隐喻，凝聚着这对老夫妻的爱与过往人生，而且农场的建立、运营、维护与最后的交接也象征着他们婚姻的不同阶段：从激情建设到日常维护，再到面临危机，最后达成和解并优雅地进入新篇章。通过关于垂直农场的叙事，该故事表达了技术、社区、代际更替、爱与牺牲之间的平衡，展现了对于衰老、承诺和生命价值的人文主义思考，暗示在看似由技术维持的世界里，人类的关怀、情感和传承仍是不可或缺的核心。

　　拉美太阳朋克故事中的社会通常更具协作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其科技的发展方向服务于人类和生态的整体福祉，而非一味追求利润或军事化。其社会结构可能更加分散化、本地化，社区拥有更高的自治权。其叙事的张力来源于实现和维护这种乌托邦式社会所面临的挑战，新旧观念与技术之间的摩擦，人类本性的贪婪、惰性等问题在美好世界中的残留与解决，以及个人在这种社会中的探寻和发现等。简言之，拉美太阳朋克并未回避历史的创伤、社会内部的冲突与未竟的正义，而是在废墟之上进行朝向希望之路的艰难实践。

　　技术赋能与殖民幽灵的悖论：以《心中的太阳》为例

　　巴西女作家罗伯塔·斯宾德勒（Roberta Spindler）的《心中的太阳》是《太阳朋克：可持续世界中的生态奇幻故事》中的第八篇故事，它想象了一个后碳时代，虽然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清洁能源已成为社会的能源基础，但未来世界仍面临严峻的生态灾难，植物、动物难以存续，人类赖以生存的食物紧缺，因此人的机体需要利用纳米科技植入一个像刺青一样的装置，它通过类似植物光合作用的功能，让人体吸收太阳能，从而获取能量而无须补给食物。故事以一对夫妻是否应给患白血病的儿子艾里奥做手术安装这个装置为核心事件，通过一个看似简单的家庭医疗决策，层层剥开后人类社会中的技术伦理、阶级差异和历史创伤等问题。小说中丈夫卢西奥担心手术风险，希望暂缓安装这个装置；妻子劳拉认为丈夫来自富有家庭，根本不会理解穷人无法为家人安装该装置的无奈，她父母就是因为只能负担得起一笔手术费用，而放弃了体弱的儿子，让更健康的她接受了手术。妻子因此对弟弟之死充满愧疚之心，坚持认为如果有能力让自己的孩子通过手术获取能量和新生，就一定要下决心采取行动。在经历一番家庭内部的冲突后，最终艾里奥做了手术并顺利适应植入物。卢西奥也暂时放下疑虑，接受现实，全家开始了新的生活。

　　位于巴厘岛的太阳朋克生态城市Nuanu

　　《心中的太阳》以这对夫妻是否该为儿子安装太阳形状的能量装置为核心冲突，巧妙地将个体抉择与宏观的社会、历史问题相联系。

　　首先，该故事体现了技术伦理与阶级困境。太阳心作为一种能量装置，象征着后人类时代的技术解决方案，它能够替代传统食物，直接为人体提供能量，甚至可以治愈疾病，然而，技术的可及性并非平等。劳拉的立场源于她的底层经历，她父母被迫在子女中做出残酷抉择，放弃体弱的儿子而保全更健康的女儿。这种创伤使她坚信，若有能力通过技术拯救孩子，就必须行动。她的愤怒指向丈夫卢西奥的“特权盲视”：作为富裕家庭出身者，他无法理解穷人面对技术鸿沟的无力感。卢西奥的犹豫则代表了另一种焦虑，即对技术风险的恐惧和对自然身体的怀旧。他担心手术的风险，更怀念“品尝桃子”的感官体验。这种怀念不仅是对失去的人类本真性的哀悼，也暗含对技术异化的批判：当人类依赖装置而非食物时，身体与自然的联结被切断，一种深刻的失落感也会随之而生。

　　其次，故事中“桃子”的意象绝非偶然，而是内含了殖民的隐喻。作者通过这一细节，将后人类议题与殖民历史交织在一起。桃子原产于中国，通过葡萄牙殖民贸易路线传入欧洲，并于1532年被引入巴西种植。最初，它是上流社会的奢侈品，象征着殖民经济中的不平等：欧洲殖民者通过掠夺和贸易获取异域资源，而本地人则被排除在这种享受之外。在后人类语境中，卢西奥对桃子的渴望成了双重怀旧，它既是对前技术时代人类感官体验的眷恋，也是对殖民历史中“特权滋味”的无意识追忆。桃子从东方到巴西的旅程，映射了殖民主义如何将自然物转化为阶级和权力之符号的历史。而当技术取代食物后，这种以剥夺为代价的“品味”彻底消失，暗示了殖民遗产在技术未来的复杂位置：它既被超越，又以忧郁的形式留存。

　　最后，该故事承载了后人类时代的身体与记忆。故事中的后人类只饮水、不需要进食的设定，凸显了技术的终极承诺，即摆脱身体的脆弱性。但作者并未简单颂扬这种进步，而是通过人物之间的矛盾，揭露其代价。劳拉将太阳型装置视为穷人生存的希望，而卢西奥则视其为对人性本质的剥夺。这种分歧揭示了技术解决方案的悖论：它可能缓解阶级不平等，但也加剧了文化记忆的断裂。弟弟之死的阴影使劳拉将技术选择道德化，认为拒绝手术等于历史悲剧的重演。而卢西奥的犹豫则代表了对技术单一性的抗拒：如果进步意味着遗忘桃子的滋味，那么，这种进步是否值得？作者通过这一冲突，质疑了后人类叙事中常被忽略的问题，即技术如何重塑我们的历史认知和伦理责任。

　　综上，《心中的太阳》并未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邀请读者在技术、伦理与历史的交汇中进行反思。作者通过一次家庭危机，揭示了后人类时代技术民主化的迫切性，同时也警示我们：在追求技术解决方案时，不应忽视身体记忆、历史创伤和文化多样性。桃子的滋味不仅是感官的怀念，更是一种历史意识的象征。它提醒我们，任何未来都必须直面过去的阴影。这个故事最终传达的深层内涵是：真正的进步不是用技术覆盖人类困境，而是在创新中包容脆弱、记忆和差异。正如劳拉和卢西奥的冲突无法轻易调和，后人类社会的挑战也在于如何平衡效率与伦理、全球技术与地方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心中的太阳》不仅是一个关于医疗抉择的故事，更是一则关于人类如何带着殖民记忆与技术不确定性继续前行的寓言。

　　结语

　　在当代推想文学图谱中，太阳朋克不同于那种沉溺于悲观主义和末世情节的恶托邦未来世界想象，它致力于一种充满希望的、建设性的异世界建构。拉美太阳朋克作为推想文学的一个新兴子类型，不仅拥有全球太阳朋克运动的共性，更深深植根于拉丁美洲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其真正力量恰恰在于它拥抱并展现了“希望的悖论”。它通过将可再生能源、生物工程、智能共生系统等前卫的生态技术与拉美地区被长期压抑的殖民历史深深缠绕在一起，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去殖民化推演。拉美太阳朋克揭示，技术解放的承诺必须直面权力结构的延续，它拒绝天真或霸权式的乐观主义，转而提出一种“坚韧的希望”，即深植于历史伤痕、承认失败可能，却在集体行动与文化记忆中持续生长的希望。这不仅丰富了全球太阳朋克的美学维度，也为危机时代重新思考替代性未来提供了来自全球南方的独特且至关重要的批判视角。

　　初审：孙冠豪

　　复审：屠毅力

　　终审：叶祝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