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平定，在江南除了跋扈的蒙古官军横行之外，还出现一类享有特权的色目人，叫斡脱。大汗以至诸王、公主等，将掠夺来的银子交给斡脱，让他们拿去从事商业贸易和经营高利贷，以获取利润、利息。元统一后，这些人很快走进海上贸易的领域。元朝统治者通过泉府司所管理的斡脱高利贷以及海外贸易，获取了巨额的财富，对巩固元朝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制度产生了很大作用。
众所周知， 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铁骑征服世界，不仅具有军事意义，也具有经济意义。中国史书只是笼统地把“斡脱”视作，十三世纪初黄金草原上的蒙古部族勃兴以来聚拢在蒙古统治者身边的回回商人。为了一窥蒙古帝国的政商关系和经贸制度，从弄清“斡脱”一词的含义入手是为一种捷径。如果我们放眼那个时期的东西方大历史，那么就会对这个专有名词增进更多认知。
（一）
1260年，因为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鼎盛期的蒙古帝国分裂，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形成了中国元朝与金帐（钦察）、察合台、伊利（伊尔）、窝阔台等四大汗国。
前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历史学家格列柯夫（1882—1953）秉承马克思主义史观，指出：“鞑靼人是游牧民，文化发展水平低于北方中国、花剌子模、克里木等地的城市居民，其军事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分子清楚地知道所有这些地方对当时世界贸易的重要性，以及自己作为统治者可以从中获得的利益。”蒙古军事封建统治阶层振兴贸易突出表现在，商铺与商业组合的商人们不仅在所有蒙古国家的城市生活中，尤其是东南欧的金帐汗国都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还享有崇高的荣誉。
1393年，身兼白帐汗与金帐汗的脱脱迷失·斡黑兰（1380—1395在位）给立陶宛大公雅盖洛的敕令中有“巴札儿干·斡脱剌林”一语，意即“你的商业组合”。这个词虽然指雅盖洛的商人，但在其他许多史料中，用“斡脱”这个词泛指金帐汗国的商人与蒙古旭烈兀朝政权（伊利汗国）下的波斯商人。
在波斯史学家瓦撒夫（1257—1327）所著的，有名的史书《塔里黑·瓦撒夫》中常可见到对商人使用“斡脱”这个词，尤常用于成吉思汗之孙、拔都之子——别儿哥汗（1257—1265在位）的商人身上。瓦撒夫还说，金帐汗国商人（斡脱）在帖必力思（今大不里士）城的望族处有巨额存款。
伊利汗国的大臣拉施德丁（1247—1318）谈到窝阔台汗时，引用了不少这样的例子。拉施德丁甚至引用了商人的集合名词“斡脱乞”一词。同样意义的“斡脱”一词也见于志费尼（死于1283年）的《世界征服者史》书中，商业集团不仅投资于各种商业与手工业企业，而且还如我们所看到的，也包办整个城市的税赋。许多商人及整个商业集团与朝廷接近。商人攫取最重要的军政官职——达鲁花赤、八思哈，并常担任使臣。在需要金钱之时，朝廷多次向商人借贷。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浸透了对蒙古政权明显的好感，他在蒙古汗宫廷中度过大半生，在几乎所有的蒙古国家都逗留过。据他说：“商人们将货物从四面八方运来给他（拔都），不管是什麽他全部都收下，并对每种货物偿付比原价高出好几倍的代价。他将特惠文书、诏敕赐给鲁迷、叙利亚等国的算端；到他那里朝觐的人，无不受赐而归”。
当埃及使节需要金钱作为马穆鲁克埃及算端聘娶秃伦公主的聘礼时，穆罕默德·月即别汗（1282—1341）对算端使节说：“‘朕已命商人贷与（应）缴付之数，已命他们遵行’。他（使节）借得二万第纳尔纯金，行了聘。”
中亚史学家巴托尔德（1869—1930）就曾指出，“斡脱”这个词用在商人身上表示“同事”“伙伴”，商行股东。在十三——十四世纪各蒙古国家中，“斡脱”这个名词获得了专门意义，专指汗的商业代理人，这种商人大部分与朝廷合股经商。
“巴札儿干·斡脱”一词，即“斡脱商”，后世还屡见于金帐汗兀鲁格·马哈麻于1428年致土耳其算端木剌二世的书信中。在信中，兀鲁格·马哈麻指出，过去金帐汗国与土耳其交换使节，斡脱商“随意互相来往”。但是后来由于内乱，关系中断了。如今据兀鲁格·马哈麻的意见，又开始了重新交换使节与斡脱商的时期，以便斡脱商可到土耳其去“由水陆两路”回来。很难说“斡脱商”一词在这里用作什麽特定意思，它既有“合股商人”之意，又有汗的委托人之意。
（二）
宋恭宗德祐元年（1275）底，实力雄厚的蒙古水师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两个走南闯北的商人朱清和张瑄，大概早已见识过蒙古王公与商人特殊亲密关系，为了有朝一日在元朝的统治下能够得到更大的商业利益，在蒙古军队进攻南宋都城临安的决战之际，他们向蒙古水师秘密提供500艘船与数千名的水手。
古话说得好，伴君如伴虎。不论哪一个封建王朝，与统治者走得太近，是一件危险的事。在国内，一些商人与统治者的利益相合而能共享荣华富贵，也会因利益相冲而招杀身灭族之祸。在国际间，商人及其商业的命运也经常随着诸汗势力的兴衰而荣枯。
元统一后，维持帝国经济命脉的一部分计划落到了朱清和张瑄的手里。他们从粮运获利巨大，并很快将经营范围扩张到东南亚。据说，他们家族成员个个穿金戴银，极尽奢华之能事。这些商人出门有成群结队的私人卫队护行，任意鱼肉地方百姓，若有人敢挑战，必置之于死地。他们的贪欲永无止境，不仅对政府需要的谷物勒索高价，还侵犯皇家特权——从外商那里接受外邦的朝贡品。这种冒犯天威的行径，成为这两个家族的致命伤。成宗大德六年（1302），两人被判以通夷叛国之罪，朱清自杀，而张瑄及其子孙一起在北京被正法。
在征服伊朗的战争结束后，术赤系及旭烈兀系的金帐汗与伊利汗发生了内讧。“两虎”相争的焦点，就是阿塞拜疆问题。
元世祖忽必烈之弟、伊利汗国的建立者旭烈兀（1217—1265）所重视的是阿塞拜疆出色的牧场。在这方面，蒙古人特别喜爱库腊河下游驻冬的木甘草原，及适于夏天放牧的覆盖着丰美青草的哈喇塔黑的山坡。同时，旭烈兀及其后裔对阿塞拜疆各城镇中享誉世界的富庶的手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非常重视。
另一方，别儿哥汗千方百计地硬要将阿塞拜疆并归金帐汗国，并以自己的部队曾参加过征服伊朗与占领报达城作为侵吞阿塞拜疆的理由。
关于这个领土分割问题的谈判没有得到任何结果，于是两个蒙古国家发生了军事冲突，战争断断续续地进行了将近整整一个世纪。1263—1264年，首次大的冲突发生于库腊河左岸。这场大战具有严重的后果，反映在术赤朝与旭烈兀朝的贸易关系上，并殃及双方的商人和经贸使团。
据波斯史学家瓦撒夫说，旭烈兀降旨“将在帖必力思经商及进行交易、广有财产的别儿哥斡兀勒（宗王）的商人全部处死，并将他们的全部财产没收，送入国库……这些商人中许多人把存款和珍品放在帖必力思有名望的市民家里。他们被杀戮后，（上述）财富便落入持有者手中。别儿哥斡兀勒为报复起见，也反过来杀戮（旭烈兀）汗国的商人，并用同样手段对付他们。进出的道路、商人的往来以及有熟练技能者的作品，一下子都受到了限制，此时仇恨的恶魔从瓶子里跳出来了。”
（三）
也不能否认，蒙古诸汗王的“代理人”斡脱商在促进东西方贸易交流及互联互通中起过很大作用。
发生上述内讧之前，也就是拔都（1209—1256）时代，金帐汗国与蒙古帝国中央的交通往来已是畅通无阻。格列柯夫说：“鞑靼诸汗在苏联欧洲部分的东南建立横暴的剥削者政权之后，便把注意力集中于提高商业、手工业及与此相联系的城市生活，这是金帐汗国历史最光辉的一面。”
与此同时，“经由不里阿耳、罗斯诸公国、克里木与伏尔加河下游到花剌子模去的（从花剌子模又可以通往中亚、蒙古本部、中国）旧商道引起了金帐汗国极大注意。在以往的任何时期，亚洲对东南欧的贸易以及通过东南欧对西欧所进行的贸易，从未达到金帐汗国时代那么大的规模。”
当时，这整段的东西商贸之旅通常共需二百七十天左右。从窝阔台时代（1229—1241）之初，起到东西方世界互联互通的全蒙古帝国的驿站已经在整个帝国境内正常发挥作用。
《蒙古秘史》、志费尼及拉施德丁等都谈到了驿站。在各处的驿站中，最好的是哈剌和林至汗八里（今北京）段的驿站。拉施德丁说，这段路上共有三十七站，站与站间相距凡五程（二十五至三十公里）。每站有一千人，保护驿站本身及过往使者、他们的随员与急使们路途平安。这条路上每天来往的大车有五百辆，每辆车套六条犍牛。大车将粮食（谷物、稻米等）运到哈剌和林去。每个站上都设有储存粮食的粮仓。
史料中虽没有留下有关察合台兀鲁思及术赤兀鲁思的驿道上驿站组织的详细记载，但仍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资料：窝阔台曾降旨给拔都，让他从自己那里设置驿站通到察合台兀鲁思，而察合台兀鲁思沿路设置驿站，通到哈剌和林来。这样，从拔都时代起，金帐汗国对帝国的联系就通过察合台兀鲁思有组织地、经常地建立起来了。
但是，1260年，大汗蒙哥（1251—1259）死后不久，帝国的首都从哈剌和林迁到北京，这样北京的首脑就与帝国的其余地区疏远起来，全蒙古的大汗也就变成了中国的皇帝。内陆的蒙古诸国逐渐步入了争战不休的隔裂时代。
十三世纪后半叶，金帐汗国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商队过境贸易方面起着巨大作用。克里木各城市在这条商道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好景并没有持续多久。十四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那里的贸易逐渐被热那亚商人和威尼斯商人所操纵。（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