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很客观很不错的网文《抗战英雄——冯治安》，经人介绍给我看到，当即给予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文中的两个瑕疵：

一是二十九军建军过程中，赵登禹不可能是三十七师最初的师长人选；二是长城抗战中，张自忠、冯治安不是前敌总、副指挥。

先说简单的。这第二个问题，是林治波等杜撰又流传于坊间的，与史实完全不符。二十九军长城抗战，就没有设前敌总指挥副总指挥，只是在喜峰口战斗中，临时指定了指挥，为三十七师一〇九旅的旅长赵登禹。

​如今关于长城抗战的史料已经十分完整，这个问题很容易证否。因早已有人纠谬，我就不多说了。

对第一个问题，却必须得多费几句话说道说道了，因为至今仍有文章在讹传。

长期以来，坊间一直流传说进入山西的西北军残部组成二十九军时，三十七师的师长人选最初定的是赵登禹，后冯治安加入，师长才易为冯治安。

这个说法不对，赵登禹没有三十七师师长最初人选的可能，冯治安也不是改建成二十九军时才加入的。

这就得将二十九军的组成经过说一说了。

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的西北军战败后，梁冠英、吉鸿昌、孙连仲等归顺了蒋介石，没有归顺蒋介石的残部，渡过黄河进入山西。这部分残军，最高指挥机构有两个，一个是孙良诚的第二路总指挥部，一个是宋哲元的第四路总指挥部。

注意了，最高指挥机构是二路和四路，残军所属却并不仅仅限于二路的和四路的，二方面军五个路中哪个路的都有。

第二路和第四路是平级，没有隶属关系。一群残兵败将，客观上要求必须得有一个统一的领率机关，一个统一的首领。

第二路总指挥孙良诚属冯玉祥手下第二层十三太保之一，第四路总指挥宋哲元属冯玉祥手下第一层五虎上将之一。孙的资历本来就不如宋，在经过了一番暗争之后，败下阵来。1931年1月10日（或更早），第二路番号取消，山西境内所有残军全部归并到第四路，宋哲元成为残军唯一的首领。

当然了，可以想象到的，这个统一到第四路和拥宋的过程，是异常复杂和艰难的。有拥孙拒宋的，有意图单干的，有另图投靠的，有想与宋孙一争高下的，有态度暧昧模棱两可的，二十九军后来四个步兵师的师长，最初就有三种不同的态度，但最终多数还是拥宋的。

第二路解散后，又过了几天，13日，山西境内所有的西北军残军整编成两个军，即：

第十一军军长冯治安，下辖五个师。师长分别为汤传声、鲍刚、张遂印、王治邦、赵登禹。

第十五军军长张自忠，下辖三个师。师长分别为张自忠（兼）、童玉振、张人杰。

只经过了二十天左右，到这年的2月初，残军被节制东北、华北军事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改编，番号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吕秀文、刘汝明，参谋长张维藩，总参议萧振瀛。

军辖两个师：

第一师师长由原残军第十一军军长冯治安担任，所辖一二三旅，旅长分别为赵登禹、王治邦、李金田。

第二师师长由原残军第十五军军长张自忠担任，所辖四五六旅，旅长分别为童玉振、张春棣（？）、张人杰。

这里有一小插曲让人不解，据一封密电透露，其实早在上一年的12月，张学良就已经做出对西北军残部改编的初步方案：

“良诚、哲元两部改为一军，内辖两师。一师为良诚部缩编，张自忠任师长；一师为哲元部缩编，冯治安任师长。军长由宋充任。良诚决定任参军，仍支军长薪金，可带卫队一连。”

这当然是宋哲元等活动的结果，他们也早就知道。宋部外交官林世则在12月28日给孙连仲的密电中就已经透露，“西北善后已决，由宋公缩编为一军，以仰之、荩臣为师长。少云将改任为副司令部军事参议。”（仰之即冯治安，荩臣即张自忠，少云即孙良诚）

奇怪的是，在这之后，翻过年来，宋部在明明已经知道所部将要编成东北边防军一军两师的情况下，却又以第四路的名义编组了两个军——冯治安的十一军和张自忠的十五军，再之后才又按张学良的初案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

这是咋回事儿，也许是需要有个过渡？这就不明白了。

不过这一小插曲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就先不去猜它了。

第三军编成后，又经过萧振瀛三寸不烂之舌的联络，1931年6月，该军获得了蒋介石政权给予的正式番号，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二十九军的班子一如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大体上没变。所辖仍然是两个师，原一师改番号为三十七师；原二师改番号为三十八师。两师长冯治安、张自忠照旧。

至此，可以说赵登禹为啥没有三十七师师长最初人选的可能了，因为二十九军的三十七师，就是从东北边防军一师沿革下来的，冯治安早在三十七师的前身东北边防军一师时就是师长，甚至在更早的前身四路十一军时就是这支部队的老长官，何来赵登禹三十七师师长第一人选之说。

说到这里，又要说长期以来流传的二十九军建军过程中冯治安很晚加入的说法了——错的，完全是错的。从残军二四路的合编到东北边防军的改编，都有冯的身影，不存在传说中第三军已经改二十九军了、三十七师师长人选都已经确定为赵登禹了，冯才加入的情况。

从岛上公布的国史馆藏海量的史料看，冯治安参加残军的整编不仅不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仅就对军队内部的掌控和训练看，其作为和影响超过除宋哲元以外的所有人，唯一能和其比肩的，只有被官私史家严重忽略的张维藩。

为啥这样呢？因为宋哲元经常要离开山西军部远赴平津与张学良交涉（据好友胡博的统计，从整编成第三军到改番号为二十九军的四个多月间，宋在运城军部总共呆了不到15天），军中事务则多交与冯治安和张维藩代拆代行。

为啥偏偏是冯治安和张维藩呢？因为冯治安是原第四路的副总指挥，张维藩是原第四路的参谋长，二人铁杆拥宋，也深得宋之信赖，故而畀以虎符。说难听点也可以说是宋的任人唯亲。

类似这般的操作，差不多一直持续到长城抗战之后，甚至更晚。怪不得1935年出版的大型画册《党国名人传》中，会将冯治安误认作二十九军的军长。

本文旨在讨论三十七师首任师长的问题，冯治安和张维藩在二十九军建军初期的作为与地位，不是本文的重点，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留待以后再专门发文探讨。

我写此文，没有褒贬之意，纯粹是想弄清楚一段史实。不一定正确，欢迎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