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拾贰》

大革命时期的南昌工农运动高涨，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

1927年，中国政治风雷激荡，波谲云诡。在这一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工农运动蓬勃发展，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随后， 中国政治风云突变。

蒋介石下令查封、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

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 向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 开始血腥大屠杀， 革命联合战线内部剧烈变动和分化， 第一次国共合作宣告破裂。为挽救革命，1927年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率先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征程。

01

起义爆发的背景

南昌起义能成功打响绝非易事。这一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骤然而至的急风暴雨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共产党可能被消灭的紧急关头爆发的。

1927年4月初，蒋介石在上海约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10余人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员发动突然袭击。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疯狂地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4月15日，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但国民党反动派的根本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蒋介石说道：“共产党是非打不走的，非我们去消灭他，他就要来消灭我们。”胡汉民也曾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命令军警在北京逮捕大批共产党员及其他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于4月6日不幸被捕。4月28日，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被送上绞刑台，壮烈牺牲。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杀害的新闻

面对蒋介石集团的叛变，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没有坚决反击，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左派和一些军事将领身上，特别是对汪精卫寄予了过高的期望，主张把共产党的党权、政权交给他们，幻想以退让求团结。当然，这与国共两党军事实力对比悬殊有关。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苏俄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帮助下，建立黄埔军校，培养了大批军事人才。北伐开始，国民革命军编成八个军，兵力约10万人，而中国共产党对建立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没有给予足够重视，反而要求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到军事行政上的事”，放弃对军队的掌握权。

在国共分裂已成定局、大革命失败的情况下，究竟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十分激烈。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纷纷谴责反动派的暴行，主张要奋起抗争，以武力反击敌人的进攻。1927年4月16日，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等人联名上书中共中央，指出应乘蒋介石在沪宁地区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出师，直指南京”。蔡和森多次建议中共中央准备武装暴动，在夏斗寅及许克祥叛变后，他提议叶挺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全部武力立即占领粤汉路，积极准备，以暴动对付暴动。在得知唐生智日益反动的消息后，蔡和森指出：“中央及军部应即检察自己的势力，做一军事计划，以备万一。”毛泽东也提出武力挽救革命的主张。在7月4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他还主张“上山”，并预料“‘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

行军途中的北伐军队

1927年5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来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现在就应开始组建八个或十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随后，共产国际又给在武汉的鲍罗廷、罗易、柳克斯（苏联驻武汉领事）发来电报，即“五月紧急指示”，明确“动员2万名左右的共产党员和5万革命工农，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

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自愿听从和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中国共产党最初的党纲、政纲，包括联合国民党的政策方针，都是按照联共（布）、共产国际的指示或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制定的。虽然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个指示把当时挽救时局的关键问题提了出来。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认为共产国际指示建立军队的问题，言过其实，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1927年6月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表示：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谭平山、张国焘等人也表示不能接受紧急指示。鲍罗廷抱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罗易虽然认为应该执行这个指示，但提不出切实可行的办法。这样，“五月紧急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不料几天后，罗易竟然将此电报内容泄露给了汪精卫，为武汉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提供了口实，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进程。五六月间，汪精卫集团发布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许克祥在长沙制造“马日事变”；江西军阀朱培德以“礼送”为名，驱逐、杀害共产党员。“山雨欲来风满楼”，汪精卫集团背叛革命迫在眉睫。

陈独秀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仍束手无策。他说道：“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存亡危机的关键时刻，陈独秀未能力挽狂澜，反而犹豫不决。革命失败已经无法挽回，陈独秀在党内的威信也降到最低点。据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中所记述，原来的中央政治局不得不“散伙”。

1927年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领导的训令，由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陈独秀被停职，“不再视事”，从此离开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随后，蒋汪合流，在“宁可错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反革命口号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倒在了血泊之中。据中共六大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 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 其中共产党员2.6万有余。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周文雍等党的著名活动家英勇牺牲。据1927年11月的统计，中国共产党党员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余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布哈林在中共六大《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中也反思道：“共产国际武装中国军阀而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结果，我国无产阶级创造的子弹射进了中国工农的头颅。”

中共六大会址展览馆，位于莫斯科市郊五一镇

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一改陈独秀领导时代的软弱状态，强烈谴责国民党的反革命行为，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湖北省委驻地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动，决定以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北伐军为基本力量，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返广东，恢复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举行第二次北伐。重返广东是当时中共中央照搬照抄苏联和北伐战争的经验做出的一个战略决策，虽然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但难能可贵的是，中国共产党已深刻认识到，必须在武器的批判中寻找到自己继续生存的空间。共产党只有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继续革命的唯一出路。

02

起义的酝酿与决策

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谭平山、邓中夏、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第一次谈话会，首次提出“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建议。据李立三回忆，“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于是决定“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聂荣臻同志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周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张发奎

1927 年7月24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召开常委会，根据在九江同志的建议，同意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将起义的决定迅速报告了共产国际。常委会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书记，赴赣领导这次起义。

当时中共中央选择在南昌举行起义，可以说是审时度势，分析和综合了南昌各方面的有利因素。

首先是就近起义的紧迫性。当时张发奎深受汪精卫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争取张发奎已经毫无希望。据张发奎晚年回忆：“一旦汪精卫决定‘分共’，我会支持他，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比我更高瞻远瞩。正如我常说的，服从命令是军人的神圣职责。……既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认为‘分共’是正确的，我当然听他的。”可见，张发奎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倒向汪精卫，并已经同意汪精卫在军队中进行“清共”的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当机立断，迅速就近起义，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等部队就有被瓦解和消灭的危险。此时武汉政府打着“东征讨蒋”的旗号，叶挺、贺龙部队跟随张发奎已开拔到九江一带。在共产党准备于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同时，汪精卫、张发奎加紧了军队中的“清共”活动。他们感到贺龙、叶挺的部队“不稳定”，企图以开会的名义把叶挺、贺龙召集到庐山，解除他们的兵权。得知内幕消息的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冒着极大危险，秘密下庐山赶到九江，找到贺龙、叶挺、高语罕、廖乾五。他们在九江甘棠湖的一只小船上商议对策，最后议定：叶挺、贺龙不去庐山开会，不执行将所辖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迅速率部队开赴南昌准备起义。

张国焘

其次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兵力占优势。当时驻守南昌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有第五方面军警卫团，第三军二十三团、二十四团，第六军五十七团，第九军七十九团、八十团等，共6000余人。起义军兵力除了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还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部分学员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再加上准备动员参加起义的蔡廷锴第十师和计划在起义后赶到南昌的第四军二十五师，共2万余人。中国共产党兵力上占有优势，胜利的把握比较大。对此，聂荣臻回忆道：“我们估计起义可以成功，行动的计划就决定下来了。”

最后是南昌特殊的地理和交通条件。当时九江至南昌有100多千米，又有南浔铁路，起义军乘火车从九江赴南昌，方便迅速。南昌又是江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有利于部队的集中驻扎，亦可筹集资金，解决部队的补给问题。从防守角度看，当时的南浔铁路不能跨越赣江，在南昌的终点是昌北的牛行车站，与南昌城有一江之隔。这样即使国民党反动军队乘火车来进攻，起义军还可以借赣江的阻隔来防守。另外，大革命时期的南昌工农运动高涨，有着非常坚实的革命基础。这也是当时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的重要因素。

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相连，“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

就在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的关键时刻，张国焘从九江接连发来两封急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在党内享有一定的威望。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派张国焘专程来前方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共产国际电报全文为：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最高领导机关。

在这则电文中，共产国际采用了一种外交式委婉的措辞，对是否发动南昌起义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态度。这给了张国焘很大的解释空间。

南昌起义领导人塑像，从左到右分别是刘伯承、叶挺、周恩来、贺龙、朱德

1927年7月30日早晨，张国焘赶到南昌，前敌委员会立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由于张国焘对争取张发奎存有幻想，他以共产国际电报为由，主张一定要得到张发奎的同意后方能举行起义，否则不可发动。

张发奎曾是北伐时第四军“铁军”军长，曾与中国共产党有过亲密的合作关系。他的部队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部队。在大革命破裂之际，张发奎同情和收容了许多共产党员。所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对他抱有好感，幻想拉拢和依靠他的军事力量，回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但此时形势已发生变化，张发奎已倒向了汪精卫集团。因此，张国焘的提议遭到了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谭平山等同志的一致反对，大家认为：形势已刻不容缓，共产党应站在起义的领导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事实上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的影响，绝不会同意我们起义的计划。因此，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会议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据叶挺回忆：周恩来同志听了张国焘的话后大怒，称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给他（指周恩来）的任务是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张国焘的命令又如此，他（指周恩来）不负责了，即刻回汉口。

谭平山同志更是大骂张国焘是混蛋。因为张国焘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当天会议讨论了一天没有结果。7月31日晨，再开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此时，因叶挺、贺龙未去庐山开会，张发奎来电说8月1日要到南昌来。据闻，同来的还有汪精卫和孙科。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举行起义。前敌委员会做出最后决定：起义于1927年8月1日凌晨4点举行。

03

打响第一枪

根据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贺龙、叶挺发布了起义的绝密作战命令：“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的目的，决定于明日（8月1日）4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灭之！”按照作战部署：贺龙率第二十军负责攻打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消灭大营房驻敌，解决省政府的守卫部队，并负责警戒昌北水陆交通要道。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主要负责攻打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的敌人，攻占敌卫戍司令部，占领敌人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朱德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学员负责监视其驻地附近的敌情，协同友军作战。朱德还遵照前敌委员会部署，执行了另一项秘密任务：7月31日晚，他以请客吃饭、打麻将为名，宴请第三军第二十三团团长卢泽明、第二十四团团长肖曰文和副团长蒋学文，将敌团长和团副牵制住，有力地配合了起义战斗。

江西南昌八一起义大楼，今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1927年7月31日晚9点左右，正当起义即将打响的重要关头，一个紧急情况改写了起义时刻。第二十军第一师一团三营副营长赵福生偷偷溜出部队，潜入国民党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将起义的消息告诉了国民党军。幸好，这一情况被及时发现。前敌委员会得知后，立即决定将起义提前两个小时即在凌晨2 点举行。

事实上，南昌起义的“第一枪”在夜里12点多便打响了。时任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回忆，当晚12点多就听见枪声。当年在南昌松柏巷天主堂工作的李桐森回忆：7月31日晚上，天气很热，他和同事都睡在男堂内的院场上……到半夜12点钟以后，忽然一个同事叫起来“外面打枪！”话未说完，接着又响了两枪。这时大家都惊醒了，刚一坐起“噼啪噼啪”的枪声接连响起并且越打越紧，大家连忙往屋里搬。

整个起义经过4个小时激战，歼灭南昌守敌3000余人，缴获机枪800余挺，步枪5000余枝，子弹70 余万发，取得了战斗胜利，占领了南昌城。南昌起义胜利后，为了广泛地团结国民党左派人士，在共产国际“复兴国民党左派”思想指导下，南昌起义打出的仍然是国民党的旗帜。8月1日上午，以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7人为主席团主席。这一新领导机构的成立是为了与宁、汉政府抗衡，继承革命正统。8月1日中午，根据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事先约定和安排，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五团3个营和第七十四团侦查连约3000人，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起义。他们利用午睡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开出驻地，于8月2日早顺利赶到南昌集中。当天，起义部队进行整编，仍然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和第二十军军长，叶挺兼代前敌总指挥和第十一军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

油画《八一南昌起义》　黎冰鸿绘

南昌起义高举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有利于争取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支持。当时著名的左派人士彭泽民、张曙时、姜济寰等加入到起义队伍中来。但是，在国共合作已经破裂的情况下，南昌起义宣传继承“国民党正统”，打着国民党旗帜弊大于利。此时，国民党反动派到处镇压和屠杀工农，国民党的旗帜已不具有号召力。李立三深刻指出：“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但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

起义后，贺龙返回上海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谈话时也曾反思道：“南昌起义总的来说是正确的，只有两个错误，一是打国民党旗，一是没有没收地主的土地。”可见，起义军使用国民党旗不仅没有起积极的号召作用，反而有误导民众之嫌。同时，国民党也得以借机进行反宣传。《汉口民国日报》就曾报道：“最可笑可恶的是假借本党委员名义组织革命委员会。除几个少数共产党员外，余如孙夫人、张发奎、朱晖日等，连影子都没有看见在南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只有共产党人才做得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起义军的政策宣传，容易让群众产生误解。

1927年8月3日至5日，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原定计划，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广东，以期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占领出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重新举行北伐。这主要是根据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及共产国际的提议：“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获得国际援助，然后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当时起义军一心想南下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

起义军南下时正值盛夏，山路崎岖，行军十分艰苦。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沿途村庄村民逃离，部队给养困难。据南昌起义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朱其华回忆：“物质方面困难到了极点，每天至少要走六十里路，而且完全是崎岖的山路。”虽然南征前做了军中动员，但由于撤退太仓促，对行军困难估计严重不足，军中的宣传还不够深入细致。因此，一路许多士兵逃跑，遗弃大量的枪炮子弹。特别是在江西南昌进贤县的时候，还出现了蔡廷锴率领第十师脱离起义队伍、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投敌的情况，起义军兵力损失近1/3。

蔡廷锴

1927年9月中下旬，起义军进占广东潮汕地区。因兵力对比悬殊，中国共产党又错误地进行了两次分兵，给了国民党军各个击破的机会，导致起义军主力部队在揭阳、汤坑地区遭遇军事失利。起义领导人不得不分散撤离，分别从汕头、甲子港等地转道香港、上海继续革命。起义军1000余人突围后，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进入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结合，成立了红二师。驻守三河坝的第九军、第二十五师在朱德等人的领导下，在与国民党军激战后也被迫撤出战斗，与从潮汕撤下来的部分官兵会合，转战粤赣湘边境，于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整个南昌起义至此画上了句号。

南昌起义虽然成功打响了第一枪，遗憾的是因南下广东战略失误，起义军遭遇重大军事失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深刻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认为：“南昌起义后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当时如果就地进行土地革命，是可以把武汉被解散的军校学生和两湖起义尚存的一部分农民集合起来的，是可以更大地发展自己的力量的。但南昌起义后不是在当地进行土地革命，而是远走汕头；不是就地慢慢发展，而是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到海港去，希望得到苏联的军火接济。假使就地革命，不一定能保住南昌，但湘、鄂、赣三省的形势就会不同，并且能同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

秋收起义纪念碑

04

“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

“八一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开辟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

陈毅曾高度评价道：“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里程碑。”彭德怀同志也曾高度评价道：“八一炮响我军前身。”虽然彭德怀没有讲八一南昌起义是“我军创始”，因为他认为南昌起义打的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旗号，没有正式打出共产党的旗号，用“前身”这个词更准确一些。但彭德怀说十个元帅，除了徐向前、罗荣桓和他自己，有七个元帅参加了南昌起义（叶剑英虽没有直接参加起义，但对起义做出了特殊贡献）。粟裕、陈赓等一批具有深厚军事素养的人，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能小看的。

1933年6月30日，在江西瑞金，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主席项英签署命令，提议：“1927年8月1日发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这一暴动是反帝的土地革命的开始，是英勇的工农红军的来源……为纪念南昌暴动的胜利与红军的成立，特决定自1933年起，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随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议批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议。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8月1日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曾提出把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的9月9日改立为建军节。他们认为秋收起义是以工农大众组织起来的武装队伍为主的暴动，比单纯由国民革命军内部进行暴动的南昌起义更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而且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毛泽东否定了这一提议。他讲道：“‘八一’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全国出名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

毛泽东同志对南昌起义的高度评价，既是他谦虚豁达胸襟的体现，也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肯定。从此，南昌起义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紧密相连，“八一”在军旗、军徽中闪光。